《生命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》/史铁生/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/2025年5月
□邓勤
史铁生笔下轮椅碾过地坛的轨迹，萧红记忆中祖父离世时窗外凝固的暮色，汪曾祺笔下从煤堆里挣扎生长的芋头，构成了一幅关于生命的浮世绘。这部名为《生命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》的散文集，分为“我们生而孤独，何惧世间荒芜”等五辑，收录了史铁生、老舍、丰子恺等大家的近40篇散文，宛如一曲由苦难谱就却以温柔吟唱的交响诗。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道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”这近乎黑色幽默的顿悟，恰是整部文集的灵魂注脚。当命运以瘫痪之痛剥夺了他奔跑的权利，他却在轮椅的方寸之间丈量出比常人更辽阔的精神疆域。地坛的每一块砖石、每一片落叶，都成了他与命运对话的媒介。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智慧，在梁实秋的《谈时间》中化作对庸常的超越，在沈从文的《独处》里沉淀为对孤独的审美凝视。
书中收录的《生机》堪称汪曾祺式的生命宣言。煤堆里发芽的芋头、石缝中顶起巨石的豆芽，这些被世俗定义为“边缘”的生命，在他的笔下迸发出惊人的诗意。正如他所说：“美，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。”这种对偶然性的礼赞，实则是将命运的暴击转化为艺术的养分。当读者跟随文字目睹一颗豆芽在朱小山的惊叹中完成“哲学的启蒙”，便会懂得：生命的壮美，往往藏匿于最卑微的裂隙中。
老舍在《四位先生》中以诙谐笔调勾勒的市井群像，丰子恺《从孩子得到的启示》中童真视角下的“逃难”游戏，将苦难叙事推向更广阔的维度。萧红笔下的《祖父死了的时候》，少女在至亲离世瞬间捕捉到的“黄瓜褪了黄花”的细节，恰似杜甫“感时花溅泪”的现代回响。这些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日常的微光对抗时代的阴霾——当胡适在《我的母亲》中追忆深夜门缝里的灯火，当林徽因在《蛛丝与梅花》中将战火纷飞中的建筑测绘化作美学的朝圣，他们都在证明：生命的尊严，正在于对生活仪式感的坚守。
书中收录的郁达夫《一个人在途上》，将丧子之痛浸泡在异国的雪夜与琴声中，痛苦被蒸馏成透明的哀伤；而朱自清《刹那》中对时间碎片的凝视，则让生之悲欢在某个“忽然抬头”的瞬间获得永恒。这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笔法，恰如沈从文所言：“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，生命也不能在风光中静止。”
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力量，不在于大师们头顶的光环，而在于文字中流淌的真实体温。徐志摩在天目山笔记中记录的蝉蜕，郑振铎月夜下拾取的故人絮语，乃至鲁迅未直接出场却无处不在的冷峻目光，共同编织成一张接住坠落者的网。正如书中收录的周作人《沉默》所言：“人的最好对话者是自己的心。”当作家以文字为火把，照亮各自的生命洞穴，我们终将明白：命定的局限永远存在，但对美好的信仰，能让每个凡人成为自己的史诗。
这些作家始终以从容之心回应命运跌宕，既照见岁月给予的创痕，也映亮生命深处的坚韧。本书教会我们在苦涩中咀嚼甘美，在无常里锚定温柔。当我们触摸书页间那些依然鲜活的痛与爱，便是在触摸人类永不屈服的高贵灵魂。